刘可非 （2003年8月3日）

　　当代很多中国人大概都不会忘记大寨这个地方，它是山西省昔阳县的一个普通小村庄。因为毛泽东曾经发出过这样的号召：农业学大寨，这样，它便一度写满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神州大地。
　　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总理代表国务院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详细地介绍了大寨，并指出：“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为什么一个泱泱大国的总理，竟然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不惜篇幅，详尽地向全国介绍一个不足八十户人家的生产大队的点点滴滴，而且还把大寨精神提到了几乎无以复加的高度呢？现在回头来看，也许更值得回味。
一、什么叫做奋斗
　　只要看看大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历史就能体会到。
　　解放初期，当地有首歌谣形容大寨之穷：“扛长工，没铺盖，卖儿女，当乞丐，有女不嫁穷大寨”。许多人也许都还记得那个穷大寨的象征：“七沟八梁一面坡”。对其自然环境之恶劣，可以略举如下：解放初全村七百多亩地，却被各个“梁、沟”分割成四千八百多块；全年无霜期只有五个多月，亩产量只有七八十斤；十年九旱，不旱则涝，连续下它几天雨就成洪灾，比如一九六三年的大雨不但冲掉了大寨的良田，还冲垮了大寨人的窑洞。就这么个绝对是穷山恶水的地方，后来却造就出了著名的旱涝保收的“海绵田”，跨过了令“江南”也汗颜的亩产千斤关。
　　这当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当然不是人的头脑想出来的，更不是被万能的嘴巴吹出来的。她是靠大寨人艰苦奋斗换来的！ 大寨人艰苦奋斗的事例，多得无法列举；大寨人艰苦奋斗的精神，壮烈得无法想象。这里只说一个例子：著名的“三战狼窝掌”。
　　狼窝掌历来是给大寨造祸的地方：杂草、野狼、洪灾。1955年冬，大寨人开始向狼窝掌开战。整整一个寒冷冬季的辛劳，58个劳动力筑成了38道堤坝，填下了几万方黄土，终于造就了30多块粮田。第二年，人们播种，种子发芽。当着历尽辛劳的人们看着成长的禾苗、计算着能多收多少粮食的时候，一个黑夜，一声霹雳，一场大雨，冲掉了一切。可怜的汗水、可怜的种子、可怜的肥料，可恨的大雨！
　　人们没有倒下，他们总结了教训，第二年继续开战。一样寒冷的冬季，却是更多的血汗，以及这些血汗造就的更坚固高大的石坝和二十多亩人造田。在这块珍贵如金的田地上，人们又次播种，种子又次发芽。面对着禾苗带来的希望，他们不再回味上年的创伤。然而，又是一个黑夜，又是一声霹雳，又是一场洪灾，带来的又是一片狼藉和虚无。
　　毛主席为什么要说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也许在于：老天爷似乎总是给那些奋斗的人们设置障碍，或者说，要奋斗就必须要战天斗地。
　　鲁迅似乎说过，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大寨人也许不知道鲁迅这句话，但是，却遵循着鲁迅揭示的逻辑。 要做真正的勇士何其难也；而真正的勇士，他们的目标也绝不会是为了“勇士”这个称谓。
　　面对两次的失败，大寨人几乎就要绝望了，放弃了。因为大寨人并不想当勇士，他们的目标不过那样地简单而又直接——造田，而造田的目的，也不过是想为自身的生存创造更好的条件。可也正是这个目的，又一次地激励了他们；两次的失败，也又次激起了他们领头人——陈永贵的干劲。
　　陈永贵一有空就呆在狼窝掌发愣，寻找失败的原因。终于，石桥和砖窑给了他启示，因为它们是拱形的，所以能承受巨大压力。找到了原因，有了成功的希望乃至把握，第三次奋斗开始了。全村劳动力总共不足60个，可赶赴工地的却有70多人，因为有些是夫妻上阵、全家出动了。那一年，气温达到零下二十多度，开工第二天就下起了大雪；为了拿到石头，人们到三里地外的石山上用锤砸、用钎开，而后再靠人抬到狼窝掌；饥饿了，就在工地吃着大寨特有的“冰碴饭”（那是因为热饭送到工地之后都结成了冰）。那个因“让贤”而声名远扬的大寨前党支部书记贾进才，仅在这次改田中就开出了一千八百多方石头。据说，他一生开的石头可以从大寨到北京摆个来回！
　　终于，凛冽的寒风和满腔的热血造就了坚固的石坝和丰产的梯田。终于，老天爷低头了，大寨人胜利了！
　　你能想象一个人的能力有多大吗？你能想象一个普通的人可以造就怎样的奇迹吗？而奇迹对人类所提出的要求，却也不过是简单而又不简单的两个字而已：奋斗。
　　以下一组数据，也许能在一个层面展现大寨人的奋斗：自1952年，他们每年用于农田基本建设的劳动比田间劳动多三倍；每个劳动力土石方作业量达1000多立方米，担土80多万担；每人每年担石头880多担，担粪、担庄稼十万斤；把垒起的大坝换算成一米高两米宽，可从大寨铺到大庆……
　　这个奋斗造就了大寨的奇迹：一个有女不嫁的穷大寨，一度成为全国农业的榜样，成为全国人民“朝圣”的地方……
多年来，好多参观过大寨的人们无不为大寨精神所震慑，然而，回到本地后却依然我行我素。其中的原因有很多，但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他们认为，大寨精神虽好，但别的地方学不来，因为大寨奉行的是苦行主义，拿人不当人：轮大锤，冰碴饭，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准……他们甚至对此予以嘲笑。然而，每个人都应当知道：人类幸福所需的各类资源，大多不是上帝赐予的，而是人类自身拼搏得来的。如果每个人都不愿践行这种“苦行主义”，后人又怎能享乐呢？包括现今的大寨人，如果没有他们前辈的那种苦行，又哪里来得今天的好日子呢？如果一个民族都去贪图享乐而不去艰苦奋斗，那么，这个民族必将永远享受不到安乐。
二、什么叫做自强
　　当着后来的大寨一度受到指责、甚至被诬为“黑旗”的时候，有人经过“精心计算”得出了这样一本账：大寨历年交给国家的粮食，实际上等于国家每斤倒贴二角二分五点几几几几，因为国家帮助他们输了电，修了滑索，建了灌溉系统，支援了推土机，解放军帮助修建了“军民渠”……对于这样的计算，不管别人怎样评论，至少我是懒得反驳。不是因为找不到反驳的理由，原因很简单，因为我懒，不愿意搭理他们。
　　反过来，我倒是从大寨的奋斗史上看到了那种中华民族数千年来一以贯之的宝贵精神——自强不息，或曰自力更生。因为大寨在最需要救济的时候没有伸手，而是依靠这种精神寻求自救；因为大寨在别人最需要救济的时候，向别人慨然伸出了援助之手。不妨举个例子。
　　一九六三年，大寨遭了七次灾；八月份最肆虐的一次大雨又下了七天七夜，冲毁了四百多亩粮田，冲塌了一百一十多眼住人的窑洞。当着从县里开完会的陈永贵冒雨赶回村里，看到人和牲畜都很安全的时候说了一句话：我要给大家贺喜！
当时的大寨已经成为先进典型；大寨受灾后的慰问电报电话接连不断，上级的援助也是一笔接着一笔。然而，大寨人不要！援助物资不要，援助款项也不要。曾有一天，上级已经把一马车的援助物资（衣服被褥之类）送到了家门口，结果，陈永贵把赶车的人招待一顿饭之后，车都没卸，就让人家连车带货给拉了回去。
　　产粮的“坡”已被破坏，住人的“窝”也已被破坏。是先治“坡”还是先治“窝”？他们的选择是：既治“坡”又治“窝”。白天治“坡”：大人小孩一大早就下地，成年男人修田坎补地边，女人孩子一株一株地扶苗补苗；晚上治“窝”：建房工地几乎彻夜通明，打石声音此起彼伏。过度的辛劳和困倦让大寨人走路都打趔趄。
　　终于，这种坚忍不拔、自强不息又一次带来了回报：原计划五年恢复土地、十年建成新村，可实际上仅两年就恢复了土地，仅三年社员就全部搬进了新房！就在受灾当年，大寨的亩产依然达到704斤，卖给国家二十四万斤粮食，比上年仅减产百分之四。《人民日报》被感动了，11月28日刊登了长篇通讯，“奋发图强，自力更生，以国为怀，顾全大局——大寨大队受灾严重红旗不倒”。
　　大寨大队为什么“受灾严重红旗不倒”，不就在于他们那种自强不息的战斗精神吗？为了让村民接受这种精神，当时的陈永贵曾列举了让很多“理论家”们也拜服的“自力更生的十大好处”，不妨摘引如下：1）不依靠国家就等于支援了国家；2）自力更生战胜灾害，显出了集体的力量，使大家更爱集体；3）自力更生可以激发大家奋发图强，对个人有利；4）可以证明集体经济是铁打的江山，长人民志气，灭敌人的威风；5）对锻炼干部有利，让干部多动脑筋，多想办法；6）可以带动兄弟队也克服困难，有利于开展革命竞赛；7）能培养社员战胜灾害的勇气和本领，对今后战胜灾害有力；8）国家可以腾出钱和粮支援其他灾区，能促进全公社的团结；9）对培养接班人有利，等他们长大了，也能学先辈一样；10）自力更生对促进大寨大队继续革命有利。这“十大理由”，曾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博得了雷鸣般的掌声。
　　大跃进后期，不少人开始饿肚子。一度，谷糠竟也成了好东西。一个小商贩曾想以每斤三角的价格收购大寨的谷糠，陈永贵没有答应。然而，只要是凭借公社或者大队的介绍信，是为了集体的需要，他却按照每斤三分钱的价格把他们的谷糠一车车地“卖”了出去。那时，许多人、许多大队到大寨来借食粮、借种子，大寨从不谢绝。“还债”的时候，还什么粮收什么粮，没得还的，就以交给国家的价格收钱。这种作为，难道是存心想拿国家救济、占国家便宜吗？
　　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我在多年前就已熟知的词汇，对它们的含义当然也不陌生。然而，大寨的这些作为、这些作为所内蕴的精神，却再次让我进一步体会了这几个字的意义，并再一次让我强化了这种已有的认识：有很多字眼、很多词汇，我们往往会穷其一生都难以真正地理解它们。理解了它们而不去实践已经比较可怕，更加可怕的是人们没有理解、甚至根本不会去理解，更为甚者，他们还会对那些精神投以轻蔑的冷笑。由此，我不知道怎样去理解当代那些为了拿国家救济而宁愿哭穷的人们，也不知道这些人们面对当年的大寨会作何种感想。
三、什么叫做集体
　　集体经济的优势是多方面的，其中最根本也是最通俗的一点就是：组织起来力量大、效益高。然而，要想使集体经济的那些优势能够得以发挥，却要一个最根本的前提：劳动者必须具备从事集体经济的足够的积极性，否则，一切必会走向反面。而要激发这种积极性，只要人人大公无私这一个前提就足够了。只可惜，当代历史条件下，一般来说这只能是个梦想，所以毛泽东才深有感触地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既然如此，难道当代历史条件下就没有实施集体经济的足够基础吗？也不是。如果具备这样三个条件，集体经济照样能够良性运作。它们是：1）人们加入集体经济是自愿的而非强迫的；2）必须严格实行按劳分配，也即，按照人们对集体经济的贡献大小来决定他们的所得；3）集体经济的领导者必须具备“公仆”特征，也即，领导者必须要大公无私，抑或必须要一心为民、先公后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大寨的集体经济，恰恰具备了这三个条件。让我们来看。
　　大寨的第一个互助组是贾进才组织起来的，后来被人们称为“好汉组”。此处对它不做详述，因为它远不如陈永贵组织的另外一个“老少组”来得成功。所谓的“老少组”，是指由村里九户老人和小孩组成的互助组，他们无依无靠，缺劳动力，少劳动工具。然而，他们结成互助却是发自内心的愿望，因为非其如此，他们就会重新走回“缺粮卖地”的老路。陈永贵无疑是个强劳动力，也许是因为信仰，也许是因为仗义，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答应了老少爷们的请求。那时的老少组，迸发了强烈的生产积极性，人家休息他们不休息，人家不团结他们团结。结果，这些鳏寡孤独式的老人和孩子们，年底的收成竟然每亩比好汉组还要多三十斤。这是第一个条件的鲜明写照。 后来，互助组、合作社的优势越来越明显，那些单干的人们无论如何也无法与集体的力量竞争和抗衡，结果，他们便一个个地要求入社了。合作的规模越来越大，可规模扩大之后又怎样保证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呢？他们的办法是“评工分”，根据一天的劳动态度和强度，一个一个地评。再后来，他们发明了“评标准工”，以一个强劳力的标准当作最高分，其他人的工分按照那个标准来比照。如此一来，多劳多得、少劳少得、每个人都不得不发挥出自己的最大能力，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充分保障。这就是第二个条件的鲜明写照。至于发展到后期，这种方式在全国推广之后变异，原因则是复杂的，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并非所有领导干部都是真正的公仆。这个问题，让我们留待后面再议。
　　集体主义经济的优势在那时的大寨，得到淋漓尽致地发挥；而大寨人也充分地享受到了集体经济带给他们的好处。比如，在像大寨那样严酷的自然环境里，如果没有组织起来的力量，那么，在狂暴肆虐的大自然面前，人们就只能俯首听命、任其宰割。古来的大寨人之所以永远未能摆脱贫困，腐朽的剥削制度固然是根本原因，但未能发挥集体的力量也是一个不应忽视的因素。没有集体的力量，大寨人怎能够造就平山造田的壮举，又怎能抗拒类似1963年那样的特大自然灾害。 一时之间，爱国家、爱集体在大寨蔚然成风，以至荣登了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时至今日，“一大二公”已经被历史抛弃，社会主义式的集体经济也已经被“联产承包责任制”所取代，当代国人的集体主义精神也随之而淡化了。但是，在当代的大寨人那里，我们却依然可以感受到他们对集体的感情，那种比其他地方更为强烈些的感情。
四、什么叫做公仆
　　前面我们曾经提出过，领导者是否是真正的公仆，对保证集体经济的良性运作至关重要（实际上，领导者的作用，还不仅仅在于此）。那么，当时大寨大队的领导是怎样的领导呢？让我们来看一看他们之中的典型：时任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后来成为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
　　陈永贵是典型的贫苦出身——他的父亲在卖掉妻儿之后，用个担子挑着五六岁的陈永贵到了大寨，把他委托给一个贾姓人家之后，终又跑回老家，把自己吊死在祖坟前的一颗枯树上。陈永贵在大寨村那个善良却贫困人家的照应下，历尽人间苦难，终于在死亡线的边缘生存了下来。所幸的是，严酷的生活也把他铸造成一条好汉、一个倔脾气、一颗对穷人的同情之心和对私有制的愤恨之心，以及一种与共产党信仰的天然亲和关系。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会答应几个孩子向他提出的组建互助组（“老少组”）的请求，而这几个孩子，恰恰就是被“好汉组”所抛弃的。 也正是在这个“老少组”里，陈永贵表现出了最符合共产党人价值标准的“公仆”行为：当领导要乐于吃苦，不是为了自己享受，而是为了别人的享受；当领导要身先士卒，在牺牲人家之前，先要牺牲自己。用毛泽东的语言说，就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拣重担子挑。白天干农活，他干得最多；晚上老人们休息，他又要到各家问寒问暖，陪孩子们一起放羊。他不止是吃苦，更在于能想出许多好办法，让人们的劳动更有成效。难能可贵的是，在陈永贵以后的奋斗历程中，这种作为他是一以贯之的。不妨简要列举几个例子： 入高级社的时候，个人土地和农具都要作价充公。不少人生怕把价格报低了吃亏，而陈永贵则率先吃亏：人们给他的资产作价228元，他却自己压低到125元。结果，带了个好头，感染了一大批人，比如那个让贤的贾进才，嫌自家的牛老了，低价卖出，再花高价买回一头壮牛入社……
　　陈永贵一直认为，坐办公室不是劳动（这种观念，直到逝世前他才改变），由此有了他那著名的“三不准”——不准用劳动时间开会，不准用劳动时间办公，不准在劳动时间内找人谈话。“打铁还要本身硬”，这是他的口号。他率先垂范，从不因私不参加劳动，即使因公到县里开会也要找个事情带着，而且还不要误工补贴。在他的带领下，大寨的干部成了名副其实的榜样，比如当会计的贾承让，每年参加劳动竟达350天以上。即使陈永贵后来成了昔阳县的负责人，他照样如此，命令全县干部劳动；西水东调期间，他让全县机关干部赴30里外轮流劳动，每人干了两个多月，后来人们说那是“炼狱”。常年的艰苦劳动，使他在不惑之年额头就布满了“七沟八梁”似的皱纹，手指头因扭曲竟然夹不住一支香烟……
早在担任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的时候，他就对支部成员发出了这样的豪言壮语：我们每个人都要横下一条心，决不沾公家一点便宜。他说到了，也真做到了。1953年他多卖了公粮（那是因为春季过于乐观），虽然得了个奖旗却换来一片骂声，他一边挨骂一边自己饿肚子；白天组织改田，干着高强度劳动，晚上回家吃不上饭，还不能跟人说。县委书记知道了，给了他30斤粮票，算是个人心意，而且还算是补贴干部在他家吃饭所应得，然而，他楞是一两没要。赴外地开会需要中途住宿，在招待所一听一夜住宿费一元二角，扭头就走，去住最廉价的旅店，因为这花的是公家的钱。成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他不转户口，不拿工资，仍在大寨拿工分；大寨给他每月四十元的补助他坚决不要，说那是剥削。后来当了国务院副总理，面前不缺“贡品”，可他分文不取，每月收入就是国务院的三十六元补助和山西省的一百元补助，共计一百三十六元，所有开销全靠它。当时太原宾馆有种每包一角九分的香烟，他每次回去就买一大包带回北京……
　　就在大寨刚刚搞集体化的时候，一个大寨的普通人就说过一大二公的弊端：办社好是好，就怕养不起干部。我不知此人何许人也，只感叹其眼光锐利，一针见血，一语道出了集体化的隐患和问题之所在。试想，集体化、人民公社化之后，领导和管理生产的有多少干部！如果这些干部不能有效地践行“公仆”精神，那么，伴随着时光流逝、道德沦丧、制度松弛和声色犬马等种种享乐，干部队伍中势必诞生出大量的寄生虫甚至剥削者。如此一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又到哪里去寻找呢？可叹的是，或曰带有点历史必然性的是，这种情况恰恰在我们后来的集体经济中发生了。时至今日，集体经济已经消退，而干部队伍腐化、公仆精神沦落的现象却日渐猖獗了起来。此情此景之下，陈永贵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所内蕴的精神，难道不是更加地“永贵”了吗？
　　人世间什么样的人才能得到同类真正的尊重和敬爱？权力吗？学问吗？钱财吗？都不是。只能是辛劳：为了别人的幸福而付出的辛劳。这样的人，即使他曾犯过错误，即使他曾伤害过他人，百年之后，他依然能够再次赢得同类真正的尊重和敬爱。
　　陈永贵为大寨人这样做了，因此，即使在他逝世之后，依然得到了大寨人真情的怀念和敬爱；尽管在他的后期、在他逝世之后，曾经不乏推墙的伟大勇士们去落井下石！今天，大寨人在大寨为他铸造了墓地，有人说，类似南京的中山陵。
再往大了说，毛泽东带领老一辈革命家为全国人民这样做了，因此，即使在他逝世之后，依然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真情怀念和敬爱；尽管在他逝世之后、某些个时期，也曾经不乏鼠目寸光的跳梁小丑们去恶意诽谤！今天，全国人民在心中为他铸造了墓地，有人说，万古不灭！
一个民族，不应该没有神圣！
附记：
（一）面对今日繁荣的大寨，我想起了那时的大寨农民，想起了那时的陈永贵，想起了那一代人翻腾四海、振荡五洲的奋斗精神，想起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最终，想起了我内心残存的一个神圣——伟大领袖毛主席。不禁，我热泪盈眶；油然，泛起了一种悲怆、激越、呐喊、沸腾之类的复杂情怀。
我不得不记下这种难得的珍贵情怀，为了自己的情感；我必须要记下这种难得的珍贵情怀，为了回到现实之后尽可能晚一些地去忘却。
（二）2001年，当我面对长征的历史时，曾经深深地被长征精神所打动，结果写了一篇杂感：为了不忘却长征。尽管大寨的事情无法与长征相提并论，但就其内蕴的精神来讲，却足以同长征相媲美。如果战争年代需要的是长征精神，那么，和平年代也许更需要大寨精神。所以，便又以类似的形式写下了这篇文字：为了不忘记大寨。
大寨给了我还有很多感受，比如信仰。但现在，我只记下这么一点。
（三）神往大寨当年战天斗地的岁月，也让我神往同时代共产党人中的“遍地舜尧”。那时，类似陈永贵那种作为的干部何其多也！类似大寨人那样奋斗的群众又何其广也！我向他们致敬，我为他们骄傲！
（四）这篇文字多有平淡的叙述，少有感慨和“理论”。因为，面对那种最朴素、最真实的高尚和奋斗精神，任何感慨、任何“理论”，似乎都是苍白无力的，抑或是多余的。
（五）在游览大寨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不禁问了那个神采飞扬的导游一个问题：大寨现在有没有腐败。导游沉吟片刻，说道，应该有吧，但肯定很少很轻。我相信他的话！一则以悲，举国难有净土；一则以喜，毕竟这是大寨。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精神总会感染几代人吧。
（六）时光流逝，沧海桑田。我不知道、也不想去辨明大寨的那种精神是否还适用于现在；我只知道，这种精神对任何一个民族都很珍贵！
我不知道、也不想去辨明大寨的那种精神在当代是否还值得去弘扬；我只知道，对这种精神的任何蔑视，都应是对中华民族的不敬。
让那些嘲笑的人们继续去嘲笑吧。
长久屹立的，是大寨梯田的石坝；
更长久屹立的，是那石坝下面蕴藏着的精神！

刘可非

（2003年8月3日）

当代很多中国人大概都不会忘记大寨这个地方，它是山西省昔阳县的一个普通小村庄。因为毛泽东曾经发出过这样的号召：农业学大寨，这样，它便一度写满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神州大地。
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总理代表国务院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详细地介绍了大寨，并指出：“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为什么一个泱泱大国的总理，竟然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不惜篇幅，详尽地向全国介绍一个不足八十户人家的生产大队的点点滴滴，而且还把大寨精神提到了几乎无以复加的高度呢？现在回头来看，也许更值得回味。
一、什么叫做奋斗
只要看看大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历史就能体会到。
解放初期，当地有首歌谣形容大寨之穷：“扛长工，没铺盖，卖儿女，当乞丐，有女不嫁穷大寨”。许多人也许都还记得那个穷大寨的象征：“七沟八梁一面坡”。对其自然环境之恶劣，可以略举如下：解放初全村七百多亩地，却被各个“梁、沟”分割成四千八百多块；全年无霜期只有五个多月，亩产量只有七八十斤；十年九旱，不旱则涝，连续下它几天雨就成洪灾，比如一九六三年的大雨不但冲掉了大寨的良田，还冲垮了大寨人的窑洞。就这么个绝对是穷山恶水的地方，后来却造就出了著名的旱涝保收的“海绵田”，跨过了令“江南”也汗颜的亩产千斤关。
这当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当然不是人的头脑想出来的，更不是被万能的嘴巴吹出来的。她是靠大寨人艰苦奋斗换来的！ 大寨人艰苦奋斗的事例，多得无法列举；大寨人艰苦奋斗的精神，壮烈得无法想象。这里只说一个例子：著名的“三战狼窝掌”。
狼窝掌历来是给大寨造祸的地方：杂草、野狼、洪灾。1955年冬，大寨人开始向狼窝掌开战。整整一个寒冷冬季的辛劳，58个劳动力筑成了38道堤坝，填下了几万方黄土，终于造就了30多块粮田。第二年，人们播种，种子发芽。当着历尽辛劳的人们看着成长的禾苗、计算着能多收多少粮食的时候，一个黑夜，一声霹雳，一场大雨，冲掉了一切。可怜的汗水、可怜的种子、可怜的肥料，可恨的大雨！
人们没有倒下，他们总结了教训，第二年继续开战。一样寒冷的冬季，却是更多的血汗，以及这些血汗造就的更坚固高大的石坝和二十多亩人造田。在这块珍贵如金的田地上，人们又次播种，种子又次发芽。面对着禾苗带来的希望，他们不再回味上年的创伤。然而，又是一个黑夜，又是一声霹雳，又是一场洪灾，带来的又是一片狼藉和虚无。
毛主席为什么要说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也许在于：老天爷似乎总是给那些奋斗的人们设置障碍，或者说，要奋斗就必须要战天斗地。
鲁迅似乎说过，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大寨人也许不知道鲁迅这句话，但是，却遵循着鲁迅揭示的逻辑。 要做真正的勇士何其难也；而真正的勇士，他们的目标也绝不会是为了“勇士”这个称谓。
面对两次的失败，大寨人几乎就要绝望了，放弃了。因为大寨人并不想当勇士，他们的目标不过那样地简单而又直接——造田，而造田的目的，也不过是想为自身的生存创造更好的条件。可也正是这个目的，又一次地激励了他们；两次的失败，也又次激起了他们领头人——陈永贵的干劲。
陈永贵一有空就呆在狼窝掌发愣，寻找失败的原因。终于，石桥和砖窑给了他启示，因为它们是拱形的，所以能承受巨大压力。找到了原因，有了成功的希望乃至把握，第三次奋斗开始了。全村劳动力总共不足60个，可赶赴工地的却有70多人，因为有些是夫妻上阵、全家出动了。那一年，气温达到零下二十多度，开工第二天就下起了大雪；为了拿到石头，人们到三里地外的石山上用锤砸、用钎开，而后再靠人抬到狼窝掌；饥饿了，就在工地吃着大寨特有的“冰碴饭”（那是因为热饭送到工地之后都结成了冰）。那个因“让贤”而声名远扬的大寨前党支部书记贾进才，仅在这次改田中就开出了一千八百多方石头。据说，他一生开的石头可以从大寨到北京摆个来回！
终于，凛冽的寒风和满腔的热血造就了坚固的石坝和丰产的梯田。终于，老天爷低头了，大寨人胜利了！
你能想象一个人的能力有多大吗？你能想象一个普通的人可以造就怎样的奇迹吗？而奇迹对人类所提出的要求，却也不过是简单而又不简单的两个字而已：奋斗。
以下一组数据，也许能在一个层面展现大寨人的奋斗：自1952年，他们每年用于农田基本建设的劳动比田间劳动多三倍；每个劳动力土石方作业量达1000多立方米，担土80多万担；每人每年担石头880多担，担粪、担庄稼十万斤；把垒起的大坝换算成一米高两米宽，可从大寨铺到大庆……
这个奋斗造就了大寨的奇迹：一个有女不嫁的穷大寨，一度成为全国农业的榜样，成为全国人民“朝圣”的地方……
多年来，好多参观过大寨的人们无不为大寨精神所震慑，然而，回到本地后却依然我行我素。其中的原因有很多，但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他们认为，大寨精神虽好，但别的地方学不来，因为大寨奉行的是苦行主义，拿人不当人：轮大锤，冰碴饭，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准……他们甚至对此予以嘲笑。然而，每个人都应当知道：人类幸福所需的各类资源，大多不是上帝赐予的，而是人类自身拼搏得来的。如果每个人都不愿践行这种“苦行主义”，后人又怎能享乐呢？包括现今的大寨人，如果没有他们前辈的那种苦行，又哪里来得今天的好日子呢？如果一个民族都去贪图享乐而不去艰苦奋斗，那么，这个民族必将永远享受不到安乐。
二、什么叫做自强
当着后来的大寨一度受到指责、甚至被诬为“黑旗”的时候，有人经过“精心计算”得出了这样一本账：大寨历年交给国家的粮食，实际上等于国家每斤倒贴二角二分五点几几几几，因为国家帮助他们输了电，修了滑索，建了灌溉系统，支援了推土机，解放军帮助修建了“军民渠”……对于这样的计算，不管别人怎样评论，至少我是懒得反驳。不是因为找不到反驳的理由，原因很简单，因为我懒，不愿意搭理他们。
反过来，我倒是从大寨的奋斗史上看到了那种中华民族数千年来一以贯之的宝贵精神——自强不息，或曰自力更生。因为大寨在最需要救济的时候没有伸手，而是依靠这种精神寻求自救；因为大寨在别人最需要救济的时候，向别人慨然伸出了援助之手。不妨举个例子。
一九六三年，大寨遭了七次灾；八月份最肆虐的一次大雨又下了七天七夜，冲毁了四百多亩粮田，冲塌了一百一十多眼住人的窑洞。当着从县里开完会的陈永贵冒雨赶回村里，看到人和牲畜都很安全的时候说了一句话：我要给大家贺喜！
当时的大寨已经成为先进典型；大寨受灾后的慰问电报电话接连不断，上级的援助也是一笔接着一笔。然而，大寨人不要！援助物资不要，援助款项也不要。曾有一天，上级已经把一马车的援助物资（衣服被褥之类）送到了家门口，结果，陈永贵把赶车的人招待一顿饭之后，车都没卸，就让人家连车带货给拉了回去。
产粮的“坡”已被破坏，住人的“窝”也已被破坏。是先治“坡”还是先治“窝”？他们的选择是：既治“坡”又治“窝”。白天治“坡”：大人小孩一大早就下地，成年男人修田坎补地边，女人孩子一株一株地扶苗补苗；晚上治“窝”：建房工地几乎彻夜通明，打石声音此起彼伏。过度的辛劳和困倦让大寨人走路都打趔趄。
终于，这种坚忍不拔、自强不息又一次带来了回报：原计划五年恢复土地、十年建成新村，可实际上仅两年就恢复了土地，仅三年社员就全部搬进了新房！就在受灾当年，大寨的亩产依然达到704斤，卖给国家二十四万斤粮食，比上年仅减产百分之四。《人民日报》被感动了，11月28日刊登了长篇通讯，“奋发图强，自力更生，以国为怀，顾全大局——大寨大队受灾严重红旗不倒”。
大寨大队为什么“受灾严重红旗不倒”，不就在于他们那种自强不息的战斗精神吗？为了让村民接受这种精神，当时的陈永贵曾列举了让很多“理论家”们也拜服的“自力更生的十大好处”，不妨摘引如下：1）不依靠国家就等于支援了国家；2）自力更生战胜灾害，显出了集体的力量，使大家更爱集体；3）自力更生可以激发大家奋发图强，对个人有利；4）可以证明集体经济是铁打的江山，长人民志气，灭敌人的威风；5）对锻炼干部有利，让干部多动脑筋，多想办法；6）可以带动兄弟队也克服困难，有利于开展革命竞赛；7）能培养社员战胜灾害的勇气和本领，对今后战胜灾害有力；8）国家可以腾出钱和粮支援其他灾区，能促进全公社的团结；9）对培养接班人有利，等他们长大了，也能学先辈一样；10）自力更生对促进大寨大队继续革命有利。这“十大理由”，曾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博得了雷鸣般的掌声。
大跃进后期，不少人开始饿肚子。一度，谷糠竟也成了好东西。一个小商贩曾想以每斤三角的价格收购大寨的谷糠，陈永贵没有答应。然而，只要是凭借公社或者大队的介绍信，是为了集体的需要，他却按照每斤三分钱的价格把他们的谷糠一车车地“卖”了出去。那时，许多人、许多大队到大寨来借食粮、借种子，大寨从不谢绝。“还债”的时候，还什么粮收什么粮，没得还的，就以交给国家的价格收钱。这种作为，难道是存心想拿国家救济、占国家便宜吗？
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我在多年前就已熟知的词汇，对它们的含义当然也不陌生。然而，大寨的这些作为、这些作为所内蕴的精神，却再次让我进一步体会了这几个字的意义，并再一次让我强化了这种已有的认识：有很多字眼、很多词汇，我们往往会穷其一生都难以真正地理解它们。理解了它们而不去实践已经比较可怕，更加可怕的是人们没有理解、甚至根本不会去理解，更为甚者，他们还会对那些精神投以轻蔑的冷笑。由此，我不知道怎样去理解当代那些为了拿国家救济而宁愿哭穷的人们，也不知道这些人们面对当年的大寨会作何种感想。
三、什么叫做集体
集体经济的优势是多方面的，其中最根本也是最通俗的一点就是：组织起来力量大、效益高。然而，要想使集体经济的那些优势能够得以发挥，却要一个最根本的前提：劳动者必须具备从事集体经济的足够的积极性，否则，一切必会走向反面。而要激发这种积极性，只要人人大公无私这一个前提就足够了。只可惜，当代历史条件下，一般来说这只能是个梦想，所以毛泽东才深有感触地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既然如此，难道当代历史条件下就没有实施集体经济的足够基础吗？也不是。如果具备这样三个条件，集体经济照样能够良性运作。它们是：1）人们加入集体经济是自愿的而非强迫的；2）必须严格实行按劳分配，也即，按照人们对集体经济的贡献大小来决定他们的所得；3）集体经济的领导者必须具备“公仆”特征，也即，领导者必须要大公无私，抑或必须要一心为民、先公后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大寨的集体经济，恰恰具备了这三个条件。让我们来看。
大寨的第一个互助组是贾进才组织起来的，后来被人们称为“好汉组”。此处对它不做详述，因为它远不如陈永贵组织的另外一个“老少组”来得成功。所谓的“老少组”，是指由村里九户老人和小孩组成的互助组，他们无依无靠，缺劳动力，少劳动工具。然而，他们结成互助却是发自内心的愿望，因为非其如此，他们就会重新走回“缺粮卖地”的老路。陈永贵无疑是个强劳动力，也许是因为信仰，也许是因为仗义，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答应了老少爷们的请求。那时的老少组，迸发了强烈的生产积极性，人家休息他们不休息，人家不团结他们团结。结果，这些鳏寡孤独式的老人和孩子们，年底的收成竟然每亩比好汉组还要多三十斤。这是第一个条件的鲜明写照。 后来，互助组、合作社的优势越来越明显，那些单干的人们无论如何也无法与集体的力量竞争和抗衡，结果，他们便一个个地要求入社了。合作的规模越来越大，可规模扩大之后又怎样保证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呢？他们的办法是“评工分”，根据一天的劳动态度和强度，一个一个地评。再后来，他们发明了“评标准工”，以一个强劳力的标准当作最高分，其他人的工分按照那个标准来比照。如此一来，多劳多得、少劳少得、每个人都不得不发挥出自己的最大能力，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充分保障。这就是第二个条件的鲜明写照。至于发展到后期，这种方式在全国推广之后变异，原因则是复杂的，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并非所有领导干部都是真正的公仆。这个问题，让我们留待后面再议。
集体主义经济的优势在那时的大寨，得到淋漓尽致地发挥；而大寨人也充分地享受到了集体经济带给他们的好处。比如，在像大寨那样严酷的自然环境里，如果没有组织起来的力量，那么，在狂暴肆虐的大自然面前，人们就只能俯首听命、任其宰割。古来的大寨人之所以永远未能摆脱贫困，腐朽的剥削制度固然是根本原因，但未能发挥集体的力量也是一个不应忽视的因素。没有集体的力量，大寨人怎能够造就平山造田的壮举，又怎能抗拒类似1963年那样的特大自然灾害。 一时之间，爱国家、爱集体在大寨蔚然成风，以至荣登了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时至今日，“一大二公”已经被历史抛弃，社会主义式的集体经济也已经被“联产承包责任制”所取代，当代国人的集体主义精神也随之而淡化了。但是，在当代的大寨人那里，我们却依然可以感受到他们对集体的感情，那种比其他地方更为强烈些的感情。
四、什么叫做公仆
前面我们曾经提出过，领导者是否是真正的公仆，对保证集体经济的良性运作至关重要（实际上，领导者的作用，还不仅仅在于此）。那么，当时大寨大队的领导是怎样的领导呢？让我们来看一看他们之中的典型：时任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后来成为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
陈永贵是典型的贫苦出身——他的父亲在卖掉妻儿之后，用个担子挑着五六岁的陈永贵到了大寨，把他委托给一个贾姓人家之后，终又跑回老家，把自己吊死在祖坟前的一颗枯树上。陈永贵在大寨村那个善良却贫困人家的照应下，历尽人间苦难，终于在死亡线的边缘生存了下来。所幸的是，严酷的生活也把他铸造成一条好汉、一个倔脾气、一颗对穷人的同情之心和对私有制的愤恨之心，以及一种与共产党信仰的天然亲和关系。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会答应几个孩子向他提出的组建互助组（“老少组”）的请求，而这几个孩子，恰恰就是被“好汉组”所抛弃的。 也正是在这个“老少组”里，陈永贵表现出了最符合共产党人价值标准的“公仆”行为：当领导要乐于吃苦，不是为了自己享受，而是为了别人的享受；当领导要身先士卒，在牺牲人家之前，先要牺牲自己。用毛泽东的语言说，就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拣重担子挑。白天干农活，他干得最多；晚上老人们休息，他又要到各家问寒问暖，陪孩子们一起放羊。他不止是吃苦，更在于能想出许多好办法，让人们的劳动更有成效。难能可贵的是，在陈永贵以后的奋斗历程中，这种作为他是一以贯之的。不妨简要列举几个例子： 入高级社的时候，个人土地和农具都要作价充公。不少人生怕把价格报低了吃亏，而陈永贵则率先吃亏：人们给他的资产作价228元，他却自己压低到125元。结果，带了个好头，感染了一大批人，比如那个让贤的贾进才，嫌自家的牛老了，低价卖出，再花高价买回一头壮牛入社……
陈永贵一直认为，坐办公室不是劳动（这种观念，直到逝世前他才改变），由此有了他那著名的“三不准”——不准用劳动时间开会，不准用劳动时间办公，不准在劳动时间内找人谈话。“打铁还要本身硬”，这是他的口号。他率先垂范，从不因私不参加劳动，即使因公到县里开会也要找个事情带着，而且还不要误工补贴。在他的带领下，大寨的干部成了名副其实的榜样，比如当会计的贾承让，每年参加劳动竟达350天以上。即使陈永贵后来成了昔阳县的负责人，他照样如此，命令全县干部劳动；西水东调期间，他让全县机关干部赴30里外轮流劳动，每人干了两个多月，后来人们说那是“炼狱”。常年的艰苦劳动，使他在不惑之年额头就布满了“七沟八梁”似的皱纹，手指头因扭曲竟然夹不住一支香烟……
早在担任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的时候，他就对支部成员发出了这样的豪言壮语：我们每个人都要横下一条心，决不沾公家一点便宜。他说到了，也真做到了。1953年他多卖了公粮（那是因为春季过于乐观），虽然得了个奖旗却换来一片骂声，他一边挨骂一边自己饿肚子；白天组织改田，干着高强度劳动，晚上回家吃不上饭，还不能跟人说。县委书记知道了，给了他30斤粮票，算是个人心意，而且还算是补贴干部在他家吃饭所应得，然而，他楞是一两没要。赴外地开会需要中途住宿，在招待所一听一夜住宿费一元二角，扭头就走，去住最廉价的旅店，因为这花的是公家的钱。成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他不转户口，不拿工资，仍在大寨拿工分；大寨给他每月四十元的补助他坚决不要，说那是剥削。后来当了国务院副总理，面前不缺“贡品”，可他分文不取，每月收入就是国务院的三十六元补助和山西省的一百元补助，共计一百三十六元，所有开销全靠它。当时太原宾馆有种每包一角九分的香烟，他每次回去就买一大包带回北京……
就在大寨刚刚搞集体化的时候，一个大寨的普通人就说过一大二公的弊端：办社好是好，就怕养不起干部。我不知此人何许人也，只感叹其眼光锐利，一针见血，一语道出了集体化的隐患和问题之所在。试想，集体化、人民公社化之后，领导和管理生产的有多少干部！如果这些干部不能有效地践行“公仆”精神，那么，伴随着时光流逝、道德沦丧、制度松弛和声色犬马等种种享乐，干部队伍中势必诞生出大量的寄生虫甚至剥削者。如此一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又到哪里去寻找呢？可叹的是，或曰带有点历史必然性的是，这种情况恰恰在我们后来的集体经济中发生了。时至今日，集体经济已经消退，而干部队伍腐化、公仆精神沦落的现象却日渐猖獗了起来。此情此景之下，陈永贵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所内蕴的精神，难道不是更加地“永贵”了吗？
人世间什么样的人才能得到同类真正的尊重和敬爱？权力吗？学问吗？钱财吗？都不是。只能是辛劳：为了别人的幸福而付出的辛劳。这样的人，即使他曾犯过错误，即使他曾伤害过他人，百年之后，他依然能够再次赢得同类真正的尊重和敬爱。
陈永贵为大寨人这样做了，因此，即使在他逝世之后，依然得到了大寨人真情的怀念和敬爱；尽管在他的后期、在他逝世之后，曾经不乏推墙的伟大勇士们去落井下石！今天，大寨人在大寨为他铸造了墓地，有人说，类似南京的中山陵。
再往大了说，毛泽东带领老一辈革命家为全国人民这样做了，因此，即使在他逝世之后，依然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真情怀念和敬爱；尽管在他逝世之后、某些个时期，也曾经不乏鼠目寸光的跳梁小丑们去恶意诽谤！今天，全国人民在心中为他铸造了墓地，有人说，万古不灭！
一个民族，不应该没有神圣！
附记：
（一）面对今日繁荣的大寨，我想起了那时的大寨农民，想起了那时的陈永贵，想起了那一代人翻腾四海、振荡五洲的奋斗精神，想起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最终，想起了我内心残存的一个神圣——伟大领袖毛主席。不禁，我热泪盈眶；油然，泛起了一种悲怆、激越、呐喊、沸腾之类的复杂情怀。
我不得不记下这种难得的珍贵情怀，为了自己的情感；我必须要记下这种难得的珍贵情怀，为了回到现实之后尽可能晚一些地去忘却。
（二）2001年，当我面对长征的历史时，曾经深深地被长征精神所打动，结果写了一篇杂感：为了不忘却长征。尽管大寨的事情无法与长征相提并论，但就其内蕴的精神来讲，却足以同长征相媲美。如果战争年代需要的是长征精神，那么，和平年代也许更需要大寨精神。所以，便又以类似的形式写下了这篇文字：为了不忘记大寨。
大寨给了我还有很多感受，比如信仰。但现在，我只记下这么一点。
（三）神往大寨当年战天斗地的岁月，也让我神往同时代共产党人中的“遍地舜尧”。那时，类似陈永贵那种作为的干部何其多也！类似大寨人那样奋斗的群众又何其广也！我向他们致敬，我为他们骄傲！
（四）这篇文字多有平淡的叙述，少有感慨和“理论”。因为，面对那种最朴素、最真实的高尚和奋斗精神，任何感慨、任何“理论”，似乎都是苍白无力的，抑或是多余的。
（五）在游览大寨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不禁问了那个神采飞扬的导游一个问题：大寨现在有没有腐败。导游沉吟片刻，说道，应该有吧，但肯定很少很轻。我相信他的话！一则以悲，举国难有净土；一则以喜，毕竟这是大寨。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精神总会感染几代人吧。
（六）时光流逝，沧海桑田。我不知道、也不想去辨明大寨的那种精神是否还适用于现在；我只知道，这种精神对任何一个民族都很珍贵！
我不知道、也不想去辨明大寨的那种精神在当代是否还值得去弘扬；我只知道，对这种精神的任何蔑视，都应是对中华民族的不敬。
让那些嘲笑的人们继续去嘲笑吧。
长久屹立的，是大寨梯田的石坝；
更长久屹立的，是那石坝下面蕴藏着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