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周刊》第17期刊登记者陆幸生撰写的专稿，透露了中国著名的红旗渠修渠决策前后鲜为人知的故事，现摘录如下。
　　修建红旗渠，是当年林县县委第一书记杨贵在1959年底做出的决定，以后的三年，属困难时期。前一年，是1958年，当是正在“大跃进”，各地的浮夸风非常厉害。那年，林县小麦丰收，亩产114斤。杨贵回忆说：我到地区汇报工作，是第一个发言的。个别领导听到我的数字，很不屑地说：你们林县就是躺着不干，麦子产量也不应该这么低。
　　在我后面发言的，就说自己县里边的小麦亩产400、500斤的。也有慌称亩产1000斤的。可是，后面事情就来了，上级收“征购粮”，那个县亩产1000斤，就上交500斤。这些在1958年很风光的那些“地方”，在后来的困难时期基本都垮了。
　　1959年，林县再度遭受严重旱灾，河渠断流，井塘干涸。杨贵大胆作出引漳入林，修建红旗渠大型水利工程决策：向山西的浊漳河“借水”，劈开太行山，建造人工天河，把水引进林县。
　　当时，尤其是省里及相邻县的干部们，心头有个大凝惑，修红旗渠，林县究竟有多少家底？这是林县的“超级机密”，当年除了杨贵和县委几个主要负责人以外，省里和地委谁也不知晓。几年后，超级机密“露馅”了。原来杨贵和县委一班人趁着1958年丰收，也没因虚报产量而多交征购粮，悄悄攒下了4000多万斤储备粮，“私设”了一个200万元的 “小金库”（尽管这些资金和粮食，远远不够后来修建红旗渠的需求）。“上面”派来调查组，县人民银行行长受到党内警告处分。调查报告送往北京。时任主管财贸工作的副总理李先念阅后说：这不是什么大问题，不要把它看得过重了，动用这个钱合情合理，只不过有点不合乎当时的规定。
　　1961年7月初，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到河南七里营蹲点。他参加了新乡地委在豫北宾馆召开的会议。有人向谭震林反映，林县群众没有饭吃，把树皮都搞光了。“林县的书记杨贵还把‘引漳入林’改名为红旗渠，为了‘挣红旗’，不顾群众死活。”谭震林听到这话，火了，就说道：这样的死官僚，要撤职。千人大会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在小组讨论的时候，县委组织部长说，杨贵很注重调查研究的，领导的批评“不符合事实”。这个话反映上去，谭震林说，还不认识错误。于是，地区领导就决定，撤销这位组织部长的职务，同时决定，第二天召开地委委员扩大会议。
　　杨贵如是回忆当年的情形：我是地委委员，来到安阳开会，感到气氛紧张，有些同志不敢跟我讲话，也不敢握手。第二天开会。省委副书记史向生从台上传了张条子给我。上面写着：尽快发言，认真检讨。我懂他的好意，快做检讨早过关。我没有按照那个意思讲话。我说：修建红旗渠，不是组织部长主持决定的，如果说修建红旗渠是错误的，要撤就撤我的职。毛主席说过，共产党人有“三不主义”，不戴帽子、不揪辫子、不打棍子，不能因为组织部长说了不同意见的话，就撤他的职。我还说：农村出现问题，应该实事求是地分析一下原因，只责备下边，我不赞成，况且这也纠正不了错误。事实上这些问题和责任也不只是在下边。
　　我这样讲话，是有点“说完了就随便怎么处理”的意思，但是坐在台上的谭震林没有发火，也没有批评。会后，没有发言的谭震林，立即组织调查组来到林县，结果是有人“讲了假话”，杨贵讲的是真话。组织部长随即复职。
　　“文革”开始，1966年9月21日，有数百人到林县要揪斗杨贵，遭到林县上万群众的包围。“走资派”杨贵在医院开阑尾炎。中央知道了河南及林县的情况，周恩来要谭震林通知河南省委，邀请杨贵参加“国庆观礼”。然而，因为有人“阻拦”，杨贵未能成行。后来，谭震林遇见河南省委的同志，问起此事，有人汇报说：杨贵在林县“挑动群众斗群众”。谭震林反问道：他们为什么到人家林县地盘上去造反，被打活该。
　　林县人民苦战十个春秋，修建了全长1500公里的红旗渠。周恩来总理曾这样向国际友人介绍：“新中国有两大奇迹，一个是南京长江大桥，一个是林县红旗渠”。
（陆廷鹤摘编）